Beliefs underlying stress reduction and depression help-see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 elicitation study

Objective: This study illustrates how a theory-based approach can identify college students’ beliefs about stress reduction activities and help-seeking for depression. These beliefs are the basis for intervention design. Participants: A sample of 53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a public university in the Midwest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during March 2016. Methods: An open-ended belief elicitation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online. Belief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qualitative thematic analyses. Results: Exercise was students’ most preferred stress reduction activity. Beliefs about exercise emphasized physical benefits yet also not having time for exercise. Beliefs about help-seeking for depression emphasized treatment efficacy, support from others, stigma, and time constraints. Conclusions: Whereas beliefs about positive outcomes inform educational and motivational messages, beliefs about time constraints underscore the need to also consider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can help students find time to attend to their well-being.     

基于修正UTAUT模型的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基于UTAUT模型,引入感知风险、替代软件等2个变量进行修正,构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检验、多群组分析等方法对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感知风险和替代软件显著负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社会影响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不显著。(2)便利条件和使用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便利条件、替代软件、感知风险、感知易用性。(3)教育在感知易用性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增强操作的便利性以优化业务办理效率,增强信息的安全性以降低软件使用风险,增强软件的特色性以降低软件可替代性,增强软件的易用性以优化便捷使用体验,从而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政府奖惩机制下药品安全质量监管三方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药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近年来频发的各类药品安全事件，揭露了政府监管缺失、药品检测机制不完善、公众投诉失效等诸多问题。本文考虑了药品检测中存在寻租现象，构建了药品生产企业、第三方药品检测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方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性，探讨了各要素对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关系，进一步分析了三方博弈系统中均衡点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增强奖励、惩罚力度均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高药效药品、第三方药品检测机构拒绝寻租的规范行为，但是增大奖励力度将不利于政府自身履行监管职责；2)政府设定合理的奖惩机制必须符合对各方的奖惩之和大于其投机收益的条件，才能保障演化稳定市场环境下的药品安全；3)上级政府对监管部门失职的问责对增强企业生产高药效药品的稳健性具有重要意义；4)提升企业的药品销售收益、增加企业寻租成本也是避免企业生产低药效药品的有效途径。最后，利用Matlab 2020b进行了仿真分析，为政府完善药品监管机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

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818份调研问卷,探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模型和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作用。     

所为非所想?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分析

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统一是降低农业风险对农户农业生产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利用2018年东北三省和湖北省种植大户的调查数据,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两方面,对农户风险管理的意愿、行为及其悖离进行分析,并探究形成悖离的原因。研究发现：对于自然风险,大部分农户使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风险管理意愿不高;农户的市场风险管理行为极为少见,与之相悖的是,农户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管理意愿。结果表明,风险管理实际行为控制、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自然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对农业保险缺乏了解,以及目前农业保险存在的不足也是导致此悖离的重要原因;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获取信息渠道不足,对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了解,甚至存在明显的误解与不信任也是导致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有效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统一,应健全农业保险的推广机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的宣传,扩大“保险+期货”的试点,发挥新型主体的带动作用。     

资源禀赋、电商认知与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基于河北、江西和云南3省893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研究了资源禀赋、电商认知、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资源禀赋中的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电商培训和农产品特色明显程度对其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注册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产品深加工对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化和电商认知对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扶持对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 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培育农产品电商品牌,提升农场主电商运营能力,创新电商经营模式和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等建议。     

中国营销渠道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1990—2019年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的834篇研究文献的分析,展现了过去30年中国营销渠道研究的演进历程与现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展示了研究文献在时间、期刊、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布状况;识别了营销渠道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力量——学者及机构的状况;识别了该研究领域的高影响论文及其结构。研究发现,过去30年学界完成了对国际营销渠道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性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关键领域均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和同步。渠道行为、多渠道系统、农产品渠道、渠道投机行为与治理以及渠道结构设计与选择,构成了中国营销渠道研究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分析、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以及概念与理论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最后,评述了中国营销渠道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讨论了其未来研究方向。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雇佣关系模式下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次影响机制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时代,创新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为了探索雇佣关系模式、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跨层次影响机制,通过调查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10家企业的300名企业员工,构建雇佣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影响关系的模型,考察组织支持感和组织认同感在两者关系中的效应,结果发现：雇佣关系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支持感在雇佣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认同感在雇佣关系与员工的创新行为之间存在调节效应。企业在建立雇佣关系时,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因素,努力建立员工与企业之间牢固的心理纽带,以便促使其积极参与企业创新活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